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日本封建武士一向以忠诚着称,但武士的忠诚只是主从之间的私忠,而不是中国儒家提倡的君臣之间所应建立的公忠,其效忠的对象是自己的主君,而不是天皇。但到了近世以后,武士忠诚的对象开始从对主君个人转向主君所代表的集团,尤其是随着儒家“大义名分”论的宣传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武士的忠诚观念由多元化转变为一元化,即武士从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向效忠天皇一人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吉田松阴的尊皇武士道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忠诚一元化理论的完成,为近代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忠”是武士道中的重要德目,是维系武家封建社会的道德基础。它与“武”构成了武士道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在武士道德中,关于“忠”的实践和诠释有个演变过程。特别是到了近世时期,变化尤为明显,其表现是忠诚的对象从对主君个人转向主君所代表的集团,更重要的方面是随着儒家“大义名分”论的宣传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忠诚的对象转向了天皇。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日本恐怕很难出现明治维新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私忠”的形成

“忠”原本是中国先秦时代政治思想与观念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先秦儒学认为忠是规范君臣关系的政治道德,孔子主要强调“臣事君以忠”,而这种忠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孔子还强调臣以道事君,认为道高于君主,他提倡的是公忠合一的公忠,而不是以主人为对象的人身服从和人身依赖关系的私忠。所以,臣下对君主的忠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大化改新前,儒学经典就已经传入日本,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理论武器。在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虽然没有“忠”的字样,但是其第十五条为“背私向公,是臣之道”,实际涵义也是忠,只不过是主张公忠而反对私忠。

忠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和观念本身具有多重含义,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个人为对象,即臣下对主君的人身依赖观念;二是以国家为对象,在政治生活中以道为基础忠于政治公共原则。前者是私忠,后者是公忠。《十七条宪法》在当时作为政治原则,其目的是消除氏族社会的地方主义,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大化改新正是在这种“背私向公”的意识下实现的,并建立了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但是,到了平安朝后期,随着私人庄园的发展,律令体制的崩溃,公共权力的衰弱无力,人们不再依靠政府,只有与有势力的家族和权威建立人身依赖关系,求得他们的保护,方可获得生活上的安全保障。这种私人关系就是武士之间所结成的主从关系。武士阶级也正是凭借这种主从关系所形成的力量,最终取代了公家政治建立了武家政权。

在整个武家社会,维系武士之间主从关系的道德基础就是“忠”。在幕府时代早期,“忠”是一种实践道德,意味着在战场上必须为主君献身。而这种献身也不只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义务,而是以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带有某种契约性质,是以人身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私忠。但是,臣下对主君的这种忠主要表现在战场上。在战场上,主从之间经常于白刃飞矢之下,同生死共患难,必然形成一种超越利益算计的情的关系。而且武士间的主从关系又常常是世代相袭的,因此有时和主君在战场上建立的这种情可以胜过主君的物质性的恩赏,成为武士献身的主要精神动力。近世武士道名着《叶隐》所强调的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也正是以这种情为依据的。武士为主君的情而献身和为主君的利而献身相比是道德的升华,也是由有条件的忠向无条件的忠演变的先兆和桥梁。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日本武士的“忠”无论基于利或是基于情,都是维系私人性的主从关系的忠,并非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以公为基础的君臣之忠。换句话说,武士效忠的对象是直接具有主从关系的主君,而不是天皇和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对武士来说,即使有天皇的命令,如果背叛了给予恩顾的主君,也是违背当时已成为武士道德风尚的“弓马之道”的。承久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221年(承久三年),后鸟羽天皇退位后以太上皇的身份,公开号召天下武士声讨实际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义时。

当时源赖朝的遗孀北条政子召集众御家人述说赖朝的恩惠,希望他们对将军依然保持忠节。在北条政子的激励下,武士又一次形成了在幕府旗帜下的大团结,结果是公家朝廷大败。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这种私人之间的具有契约性质的忠诚是建立在臣下拥有独立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而到了室町时代以后,大名势力增加,手中握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和对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遂造成了臣下仰主君而生的环境,这是加强对主君无条件的忠的社会条件。室町时代的着名武将斯波义将在其家训《竹马抄》中说:“仕奉主君时首先考虑受恩赏,然后再据此尽忠的想法是错误的,人生在世,不可忘记主恩,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即怨恨世道与主君的人是无情的人。”《武田信繁家训》也规定:“对父母不可不孝,论语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主人有不是,臣下不可怨恨,语云,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这里所强调的是对主君和亲长的绝对无条件的忠和孝,并将其当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这说明随着战争的激烈与社会军事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主君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主君要求臣下的是无条件的服务和无私的献身精神。这样,早期的作为报偿的忠,到了战国时代开始转变为主君要求臣下绝对的、单方面的忠。

日本武士精神的“忠”与“武”:“私忠”的形成

到了江户时代,这种要求臣下绝对尽忠于主人的单方面的忠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由于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武士从土地上脱离出来,不再拥有对原领地征收贡赋的特权,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实力,成为完全依赖主君赐予的“俸禄”得以生存的职业军人;同时朱子学被幕府作为统治思想,为武士单方面的忠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幕藩体制下,忠诚成为大名和武士立藩和立家的道德基础,很多大名家训都重点强调忠的价值。如会津藩藩主保科正之在家训中要求子孙“对大君,要一心忠勤,不可以列国之例自处。若怀二心,则非我子孙,汝等万万不可相从”。《内藤义泰家训》也强调“对大君奉公,自先祖起毫无不忠,希汝义英,常思此意,刻骨铭心,纵令世道有变,莫怀他心而辱家名,应极尽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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