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幕府统治武士功不可没,为何新政府成立后要”出卖”他们?

明治政权是由广大武士通过武装革命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起来的,然而几年后,武士们反而对自己一手创立的政府非常不满,并在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带领下与政府军对抗,双方一度造成巨大伤亡。

1873年,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及板垣退助三位维新政府领导人因”征韩论”遭到否决,愤然辞职。前两者回乡领导武士发动叛乱,后者则发起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江藤新平招募1.2万名武士对九州岛佐贺县政府发起进攻,结果遭到政府军镇压。三年后,西乡隆盛又率领1.5万人向东京挺进,沿途受到反政府武士的热烈欢迎,队伍很快扩大至4万人。明治政府闻风而动,迅速派出人数在6万以上的军队前往征剿,双方激战三个星期,最终以叛军死伤2万人,政府军死伤1.55万人收场。西乡隆盛失败后拒绝投降,自刎而死。

那么,广大武士为何踊跃响应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的号召与新政府过不去呢?原来新政府成立后,武士们原来的俸禄和地位遭到了剥夺,他们都是有功之臣,曾在武装倒幕中冲锋陷阵,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今受到政府这样的对待,感觉被耍遭到了出卖,由此义愤填膺,愤懑难当,欲出一口恶气以泄愤。

推翻幕府统治武士功不可没,为何新政府成立后要"出卖"他们?

武士在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幕府晚期,很多中下级武士生活困难,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得不到重用,加之此时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对日本咄咄逼人,而德川幕府胆小怕事,经不住威吓,擅自与列强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而使武士们触景生情,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翻无能的幕府,以期建立强大的”新日本”。

1858年,为反对幕府老中井伊直弼与美国领事哈里斯签订商约,以吉田松阴为首的勤王志士发起请愿,要求幕府勿要一意孤行。井伊不听,还兴起”安政大狱”,逮捕或杀害近69名志士。次年,更是加大打击异己的力度,曾是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维新领袖老师的吉田松阴惨遭杀害。

1863年6月25日,在失去幕府援助的情况下,长州武士一马当先,主动炮击侵犯日本领海的美国军舰,战斗进行了数周,后因美国伙同法军阻击,寡不敌众而落败,沿岸炮台多遭美法军队捣毁。

1864年,勤王志士在攻击幕府军中失利,但他们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继续举起武装倒幕的大旗,组织武士和农民起义。次年,在高杉晋作的领导下,奇兵队一举拿下长州藩政府领导权,为接下来进军京都,攻打幕府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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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土佐藩志士坂本龙马力撮萨摩、长州两地义军结成同盟军,从而加速了德川幕府走向衰亡。次年11月,鉴于萨长联军锐不可当,气势如虹,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无奈之下只好”大政奉还”,将原属于天皇的权力完璧归赵。这年底,萨长联军攻进京都,救出天皇,并促请天皇实行维新。1868年1月随着明治天皇废除幕府的号令发出,预示着维新政府宣告成立。但即便如此,战斗并没有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869年6月,其中会津之战导致近3000名志士丧生,武士为新政府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见,明治政权来之不易,如果不是广大武士积极投身于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根本不可能迎来维新政府的成立,鉴于此,对于广大武士在革命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新政府应该论功行赏,就像当年家康建立幕府统治之初,安排武士工作,许以稳定俸禄,这样他们才会感到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也才会更加支持和拥护政府的领导。

然而,维新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稳住局势后采取过河拆桥之举,尽管有些措施近乎合理,但其中显然存在一刀切的偏激做法,这是武士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其怒发冲冠要与新政府决裂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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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维新政府为什么要对昔日的功臣下狠手,又是如何剥夺他们原有权益的呢?

以过分占用财政资源为借口,逐渐削减其原有俸禄

武士在家康统一战争前数量在50万左右,战争结束后,一直维持在总人口6%-7%区间,也就是在18万-21万左右。但除了中上级武士,下级武士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不然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要把德川幕府掀翻在地。

然而,维新政府为了推进改革,重新分配财政及人才资源,促使社会转型,认为武士人口及俸禄太多,严重占用国家资源,增加了财政负担,而各方面建设资金缺口很大,武士挤占财政资源,回报却有限,故而有必要废除武士阶级,且刻不容缓。

于是政府决定借着1871年宣布”废藩置县”之机,削减武士俸禄。为避免武士做出过激反应,1873年新政府着眼于税收,开始要求武士缴纳俸禄税,隔年,又诱导武士以债券的形式领取俸禄,虽然债券利率看起来不低,在5%-7%区间,然而以当时最优惠的债券衡量,还是俸禄比较高,这就难以激起武士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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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府并不罢休,1876年开始强迫武士将俸禄改为债券,致使众多武士受损严重,与大名丰厚的待遇相比,两者之间足有天壤之别。即便收益最高者,也比原来的俸禄少了10%,而最低者更是减少了75%,这怎能不令武士们气愤已极?

起初,武士闹革命,主要认为家世卑微,难以加官进爵,俸禄一直维持在既定水平,而今革命成功后,俸禄不增反降,不仅功劳看不到,连苦劳都没有,自然出离愤怒,怨声载道。相比于武士,尽管大名的年收入只及原来藩税收益的10%,但其一切开支均由政府包揽,毫无后顾之忧,当然心安理得。再说大名也没有像武士那样在沙场上出生入死,他们凭什么享有此等待遇?维新政府对有功劳的武士视而不见,对自己的同志麻木不仁,这让广大武士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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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武士半贵族身份,降为平民级别

明治维新第二年,新政府便将武士分为”士族”和”卒”上下两个等级。4年后直接将”卒”级别的下级武士身份等同于平民,美其名曰”四民平等”,即德川时期的”士农工商”都归为平民之列。

一直以来,武士都拥有佩刀的特权,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极高的荣誉。如今,政府颁布新规,要求除了军人和警察外,包括武士在内的所有人民严禁携带武器,显然视荣誉如生命的武士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痛心疾首,痛彻心扉。

德川晚期,武士发起推翻幕府统治的革命,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革命的理解都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就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前途和命运而参加革命,至于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日本所面临的危机,他们关注的还不够,故而当新政权诞生后,必然会对政府针对武士采取的举措感到不解甚而抵触。

鉴于此,维新政府在出台有关武士方面的政策时,应该尊重他们,像说服各大名把领地还给天皇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必要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毕竟接受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诚然,政府是要营造明治时期是一个转变的时代,试图在全社会打造奋发进取的精神,就像著名作家德富芦花在1901年所写的《回忆》中所言,”此后的日本,再不会像以前马马虎虎便可以了事,完全是靠实力决胜负……现在日本正争取加入世界各国行列,能争取多少便争取多少,考验国家实力的机会愈来愈多,此亦不正是有志之士自爱之秋?能不修身奋发吗?”

但武士阶层由于深受历史影响,思想觉悟并没有达到相当高的层次,一下子将他们的半贵族身份以及拥有佩戴两把剑的特权取消,要求这些曾经的革命者真正脱胎换骨,以牺牲利益和荣誉为代价,融入崭新的时代,这在他们思想解放之前根本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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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推翻德川幕府不久,明治政府却发生了内讧,成千上万的武士聚集在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的周围,他们对自己曾经一手缔造的维新政府采取漠视和憎恨态度,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早在1871年明治政府就组建了规模最大、由精兵强将构成的天皇亲兵队,在这支军队到达后,两股规模化武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当然政府军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那么,武士为何要与新政府反目成仇呢?

原来广大武士不惜一切代价打倒幕府统治所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却无视他们的既有利益诉求,逐渐削减其赖以生存的俸禄,取消其半贵族身份和拥有佩戴两把剑的特权,这让他们倍感耻辱,内心不免生出不平之气。

而在新政府看来,武士占去了国家1/2财政资源,而回报却很少,再者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们既不是军人也非警察,没必要佩剑和维持半贵族身份,而应当靠双手和时代赋予的发奋精神去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于是矛盾便油然而生,势不两立。其实,新政府应该换位思考,若当年推翻幕府的革命没有广大武士的积极参与,新政权如何能够诞生?即便新时期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建设资金缺口很大,也要耐心做好武士的思想工作,并且对于取消他们曾经拥有特权的做法,也同样需要耐心说服,而不可在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搞一刀切,否则难免让他们寒心而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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