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荣耀:从“福田事件”分析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在日本历史中,织田信长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人物,由于他性格霸道、行事风格果断,再加上一度掌控日本局势,常常被认为是日本的“曹操”。他因手下背叛而离奇去世,成为了日本人且怜且叹的悲剧英雄,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很多史家倾向于美化织田信长的形象,力图把他打造为卓越不凡的统治者,为了凸显他的远见和聪慧,将日本封建制度的核心“兵农分离”政策安到了他的身上。

虚假的荣耀:从“福田事件”分析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织田信长铜像

其实,“兵农分离”政策完全是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时代确立的,之所以会将这份荣誉张冠李戴,完全出于美化织田信长形象的目的。通过分析“福田事件”,可以看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之间产生关联的原因。

兵农分离:武士“市民化”、农民“农奴化”

日本的中古时代实行封建制度,大名(领主)和武士(骑士)是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前者赐给后者采邑或俸给,后者效忠前者,并为前者出征作战。这套制度要良好运转,依赖于稳定的社会等级,一般来说,理想中的封建制度,应该是大名掌握统治权,武士掌握军事力量,农民负责生产和课税。三个等级壁垒森严,就会形成社会的稳态,而“兵农分离”政策,就是为了使武士脱离生产(土地),使农民脱离武装,二者都依附于大名的统治之下,这样大名就能高枕无忧了,整个国家也就承平无事。

虚假的荣耀:从“福田事件”分析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织田信长

对大名来说,实施“兵农分离”政策有两个目的:切断武士跟土地的联系;解除农民的武装。

首先,“兵农分离”政策中的“兵”,泛指武士阶级。战国时代的武士拥有一定自由,并不在大名的本城(城堡)居住,大多留在自己的采邑,有需要时才会带着自己的士兵跟随大名出征。

也就是说,势力比较庞大的武士,作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他们既可以效忠原来的大名,也可以随时带着士兵和土地倒向别的大名。因此,“兵农分离”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切断武士跟土地和士兵的联系。

为了杜绝家臣武士的背叛,大名都想将武士迁到自己城堡的城郭(城下町)内,一来当做护卫,保证自己的安全;二来切断他们与土地的联系。采邑名义上还属于武士,他们仍拥有所有权,但不能留在采邑,必须在大名周围生活,以此减少武士反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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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国时代武士

那些只有少量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的武士,必须依赖大名生活,随着时间推移,下层武士完全跟土地断绝了关系,形成了专门的武士阶级,所有收入都来自大名的俸给。这种“市民化”的武士,正是“兵农分离”政策想要达到的效果。

其次,“兵农分离”政策中的“农”,泛指农民和渔民等劳动者。在日本战国时代,一些人握着锄头就是农民,拿起武士刀就成了下级武士,农民和武士的身份难以界定,也因为如此,农民和下级武士通常会联合起来反叛,相对于家臣的反叛,农民势力庞大的起义更让大名们焦头烂额,因此,为了划清农民和武士的身份,同时为了消灭农民反叛的物质基础,大名们会没收散落在民间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刀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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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国时代

另外,为了控制农民的生产活动,大名们还会造册做帐,将领地人口登记在名册中,目的是让农民渔民与耕地渔场捆绑在一起,固定了农民的永恒身份,使其“农奴化”。

综上所述,“兵农分离”的核心目标就是让武士“市民化”、农民“农奴化”,以此来克服统治过程中出现的反叛活动。织田信长掌权时,其实并没有发布成熟的“兵农分离”政策,从他处理“福田事件”就能看出,他对“兵农分离”的思想没有任何准备。

“福田事件”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在日本信史《信长公记》中,记载了织田信长家中发生的一件事,被日本史学界称为“福田事件”。天正六年(1578)年,织田信长搬进安土城,他的扈从“弓众”居住在城堡周围,“弓众”的一名成员福田与一的房子发生火灾,经过调查,织田信长认为火灾发生的原因是福田与一没有带家人一起生活所致。换句话说,他的亲兵一个人来工作,把家人留在了老家,这让织田信长感到不安与不满。于是,他下令亲信调查近卫军的家庭情况,最终发现有120人跟福田与一类似,留妻小在故乡,自己在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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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公记》的研究史料

织田信长大怒,立刻命令亲信派人烧了这些人在老家的房子,把他们的家人全都接到了安土城。从整个“福田事件”中,能找出四个证据,表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无关。

第一,织田信长对亲卫部队的组织,与“兵农分离”无关。

福田与一与其他119人全都是织田信长的亲军,他们不仅事关织田信长的安全,也是他出征时的核心力量。然而,即便这样,他们仍旧没有把家小接到安土城,从火灾事件后织田信长才派人调查手下来分析,他之前恐怕没有强制要求手下的家人离开故乡,住在城下町,反而是受火灾事件刺激,于是下定决心将亲信的家小接到身边居住。

另外,这时织田信长只是将手下的家小视作人质,而非脱离土地生产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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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的安土城

第二,织田信长没有要求所有家臣离开封地。

织田信长要求近卫兵团来本城居住,并非他的独创,其他战国大名也早都有了这种要求,退一步说,以家人为人质来换取贴身手下的忠诚,这本就是古代统治者常用的手段。

一些跟织田信长关系较亲密的家臣,如柴田胜家等,确实在安土城居住,但其他有名的家臣,如后来投靠的荒木村重、九鬼嘉隆等人,并没有将全家老小都迁移到安土城。织田信长性格霸道,脾气暴躁,并不会因为对方是降将就网开一面,如果说他要实行“兵农分离”的政策,由于对方是投靠来的势力,忠诚无法保证,他会更加要求对方来安土城居住,然而,织田信长并没有如此要求,也就是说,此时他还没有“兵农分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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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土城

第三,织田信长没有切断武士跟土地的联系。

在《信长公记》的记载中,120名没有将家眷接到安土城的家臣,各个出身都不同,一些是小地主,一些没有地,织田信长烧了他们的房屋,强制他们搬去安土城,但并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根据史料,织田信长死后,这些人还有自己的土地,更加证明了织田信长的目的不是让武士跟土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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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织田信长只是要求对方受自己控制,而没有打算让他们离开土地。这与“兵农分离”的目的不符。

第四,织田信长的时代无法实施“兵农分离”。

要实行“兵农分离”的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名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换言之,武士们效忠的大名必须是日本的统治者,否则,在战国时代的乱世,根本无法实施“兵农分离”政策,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三个原因:

首先,让所有家臣离开封地,大名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作为割据军阀,织田信长没有这个财力。

其次,让家臣离开封地,等于让其放弃保卫自己的财产,这等于逼迫手下反叛。

最后,没收自己治下农民手中的武器,等于断绝了兵源,这在战国时代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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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

所以,等到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接过他的衣钵,实现了日本的初步统一,才开始着手“兵农分离”的措施。而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为实现了和平,“兵农分离”的政策才最终落地,武士实现了“市民化”,农民完成了“农奴化”,日本的阶级社会最终稳定下来。

织田信长的虚幻荣耀

通过分析“福田事件”,我们看出,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政策其实并无瓜葛,他不仅主观上没有颁布此政策的动机,而且客观上他也没有实施这个政策的条件和环境。因为“兵农分离”政策对日本历史影响很大,可以说形塑了战国时代之后,明治维新之前整个日本的社会面貌,它的制订和实施要求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智慧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个政策是织田信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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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的武士产生于德川幕府时代

另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界为了树立一个具有“进步思维”的精神偶像,故而想利用授予织田信长“兵农分离”政策发明人的称号,来将他包装为一个目光长远,又懂得积极变通的人。另外,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万马齐喑,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英明果断的人物引领大家走出困境,织田信长作为全民偶像,再一次被捧上舞台。

随着历史发展,日本早已摆脱了旧日的阴霾,实证主义史观开始大行其道,人们转而关注早些年对历史人物“过誉”的问题,围绕在织田信长周围的荣耀,开始变得不再耀眼。

虚假的荣耀:从“福田事件”分析织田信长与“兵农分离”的关系

“兵农分离”与织田信长的“虚拟关系”,是旧时日本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通过仔细分析“福田事件”,我们试着厘清了一段往事,为研究织田信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资料:

《日本通史》朝尾直弘

《信长公记》太田牛一

《信长の戦争》藤本正行

《戦国期足利将军家の権力构造》木下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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