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币史:德川三货制的变迁与终结

格物者说:德川三货制度,与德川政权命运同轨,德川三货制度因德川政权成立而构建,也因德川政权覆亡而终结。

1601-1636年间,德川政权逐步构建了德川三货制度,实现了日本币制大一统,并实现了日本货币体系的完全独立化。

德川三货制度确立后半个世纪内,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比较稳定,且呈现出两大特点:一,受金银矿山地理位置和传统使用习惯的影响,货币流通带有明显的区域割据性——“东部重金,西部好银”,而铜钱则通行全国;二,金银铜三货的使用,对应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份(士、农、工、商),金铸币使用者主要是武士阶层,银铸币使用者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铜钱使用者主要是农民。

武士通过赏赐、赠送或出售年贡米可直接获得金铸币,而且使用金铸币也是武士统治地位的体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常从事国内和国外商业贸易活动,交易额度有大有小,而银铸币是称重使用、可切割,价值可大可小,灵活便捷,无疑是他们的首选;另外,由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身份低下,获得金铸币的机会很少,而银铸币铸行量较大,更易获得。农民参与商品交易机会少,一般额度都很小,仅适合用铜钱,基本用不到金银铸币;当然,武士、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会用铜钱做小额交易。

▼图: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日本的货币流通一直存在着“东部重金,西部好银”的特点,以江户为中心的日本东部以金铸币流通为主,市场交易、物价标示皆用金铸币,而以大阪为中心的日本西部以银铸币为主。图片来源:chitonito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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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德川幕府时代的社会结构。1603年德川开幕后,沿袭了丰臣政权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阶层身份,并严格将身份固化,各阶层的人都必须各尽其职,不能逾越身份从事与身份不符的职业。武士阶层为统治地位,包括:将军幕府(最高权力机构,将军即最高统治者)、大名(各地藩国之主)及其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一般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处于被统治地位。图片来源:ihmla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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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外流与货币流通不足

德川三货制度建立后,一直潜藏着一个很大的隐患:日本铸币外流。虽然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时采取了锁国政策,全面禁止日本人出国或回国,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锁国政策一直延续两百年,直到1854年“幕末开国”),但对外通商并未完全禁止,幕府在长崎开设了唯一的对外通商港口(仅限中国和荷兰商船到长崎通商),并直辖管理,此外,还保留着几个藩国对外的官方贸易。所以,日本的铸币外流现象一直存在,贯穿整个德川幕府时代(尽管幕府曾下令禁止金银铸币输出,但并未完全遏制铸币外流)。

据新井白石的计算,在德川政权的前期(1601-1708年间),日本的金铸币外流约368万两,相当于期间铸造量的1/4,银铸币外流约90万贯(约3383吨),相当于期间铸造量的3/4;而铜钱外流量占铸造量比例超一半。

▼图:在德川初期时(17世纪前四十年),日本输出的铸币主要是银铸币(丁银),且外流规模非常大,估计约2066吨,流向地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且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白银为国际通用货币。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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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65-1699年间,荷兰商船从日本运出的小判金外流数量(单位:两)。1668年幕府下令禁止白银输出,此后小判金开始大规模输出,小判金主要流向了印度半岛沿岸。图片来源:『企画展』貨幣・天下統一:家康がつくったお金のしくみ―,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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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0年代时,日本的铜钱大量外流,直接导致幕府于1637年下令禁止向外输出铜钱。十年后(1646年),幕府下令解禁铜输出,不过此后铜输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宽永通宝”铜钱,而是长崎贸易铜钱(专门用于对外贸易)和棹铜(长条状的铜条)。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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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持续的铸币外流,消耗着日本国内的货币流通量。此外,17世纪中期后,随着金银矿产量的衰减,新铸货币的原材料日显紧缺,新铸的货币量也跟随下滑。(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是日本金银开采高峰期,但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金银矿产量开始减少)

还有,德川政权确立后,日本的商品及货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持续扩大,而铸币持续外流、新铸货币量下滑,使得日本国内的货币供给越来越难跟上货币需求扩张的步伐。

▼图:17世纪后半叶,在德川政权的幕藩体制下(尤其是“参觐交代制”),日本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商品流通市场(商品以稻米为主,以京都、大阪、江户为商品集散中心),金银铜铸币得到广泛使用,货币兑换机构“两替屋”出现,专门从事不同铸币兑换,两替商人阶层也随之兴起,都市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繁荣。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常设展示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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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内货币供需矛盾凸显出来,并日益恶化;到90年代时,货币流通不足问题已十分严重,严重影响到幕藩体制下的商品流通。

元禄-宝永贬值改铸

17世纪90年代时,除了货币流通严重不足,幕府还面临着财政赤字恶化的问题(因幕藩体制下的传统财税制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导致财政收入跟不上财政支出,这里不具体介绍),亟待解决。

为了解决通货严重不足和财政赤字的问题,幕府接受了金座和银座主管人员的建议,于1695年开始实施了一次货币大改铸,这次大改铸历经了元禄和宝永年间(元禄1688-1704年,宝永1704-1711年,元禄和宝永均为日本天皇年号),史称“元禄-宝永大改铸”。

元禄-宝永大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将以往的旧币(庆长金银币)回收重熔,改铸为16种新铸币,其中,元禄年间6种,宝永年间10种,合称“元禄-宝永金银币”(见下图);二,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比如:1枚庆长小判金等值兑换1枚元禄小判金。

这次大改铸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旧币重熔回炉铸造新币,而是一次以贬值为目的的货币改铸。新铸的“元禄-宝永金银币”,较以往的旧币(庆长金银币),在重量和成色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或下降,但新旧币的法定价值却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新币较旧币实际是贬值的。(如:庆长小判金和元禄小判金,二者法定价值都是“金1两”,但前者成色为84%,后者仅57%,后者较前者实际贬值了27%;再如:庆长丁银和元禄丁银,都是称重使用、法定价值一致,前者成色80%,后者成色64%,后者较前者实际贬值了16%)

▼图:元禄-宝永大改铸前后,旧币(庆长金银币)和新币(元禄-宝永金银币)对比。五种庆长金银币(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丁银、豆板银)的成色都是较高的,相比之下,六种元禄金银币虽重量未变、但成色均明显下降;到宝永年间,四类丁银/豆板银的成色依次阶梯下降,最终宝永“四宝”的含银量降至20%;宝永金铸币(小判金和一分金)虽然成色与庆长金币保持一致,但重量却减少了一半(即实际贬值50%)。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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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的新币(元禄-宝永金银币)铸行后,幕府从中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益(收回旧币和铸行新币之间的差额利润),有效缓解了幕府的财政压力。同时,由于每一枚新币所需的金银含量变少,新币的铸行量也大幅增加,远超以往,也有效缓解货币流通不足的问题。据金座、银座的有关文书记载,元禄金铸币的实际铸造总额为1393万两,元禄银铸币的实际铸造总额为40.5万贯(1贯=1000匁),四类宝永银铸币的铸造额达105.6万贯。

元禄-宝永大改铸,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却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在大改铸实施期间,因新旧币成色不同,而法定价值相同,驱使一些投机商人兴起伪铸之风(将高成色的旧币私自熔化,私铸成低成色的新币,然后混入到流通中),在1698-1711年期间,幕府逮捕了541名伪铸者;第二,参与改铸事宜的幕府官吏、金银座铸币师,趁改铸之际,以权谋私、贪腐暴利;还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两替商人,利用新旧币之间的成色差异,也乘机投机炒作,操纵金银价格,导致市面上金银铸币兑比剧烈波动。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三货(两替屋)市场兑比,金1两可兑换铜钱数量(左),金1两可兑换丁银数量(右)。在元禄-宝永改铸期间,金铸币因贬值,金1两兑得铜钱数量变少;低成色的宝永银铸币发行后,金1两兑60匁变成了金1两兑80匁。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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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改铸实施期间,一些民众(尤其是两替商人)很快意识到新币较旧币贬值了,于是将高成色、高品质的旧币(庆长金银币)私藏起来,不投入到流通中,也不上交给金座或银座改铸,导致流通中的良币(庆长金银币)退藏,而低品质的劣币(元禄-宝永金银币)充斥,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大量劣币通行于市,很快就引发了高通胀,物价飙涨。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银匁/石),1694年时1石米价约为银65匁,1710-1711年低成色的宝永银铸币发行后,米价飙涨至银160匁/石。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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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享保复古改铸

元禄-宝永大改铸造成的伪铸成风、贪腐、投机套利、劣币充斥、物价飙涨等问题,直接动摇了民众对幕府铸币的信任,影响到幕府的统治稳定。

为了重新恢复货币币值、稳定物价,幕府紧接着又进行了一次货币改铸,这次改铸与元禄-宝永改铸正好相反,它恢复了金银币的高品质(恢复到最初庆长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标准),所以被称为一次“复古改铸”。这次改铸历经正德-享保年间(正德1711-1716年,享保1716-1736年,也是天皇年号),史称“正德-享保复古改铸”。

“正德-享保复古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回收低成色的“元禄-宝永金银币”,改铸为新的高成色的“正德-享保金银币”(见下图),新币的重量和成色恢复至与庆长金银币一致;二,新币铸行后,原来的庆长金银币可继续流通使用,且庆长/正德/享保三种高品质的金银币均等值流通,各种商品也必须按此计价和交易(之前一些被退藏的庆长金银币重新又回到流通中);三,幕府制定了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关系(见下图),并要求民众须限期在1722年之前将元禄-宝永金银币上交给金座、银座改铸为新币。

除了以上改铸措施,幕府还颁布了一些以整顿货币流通秩序为目的的政令,包括:整顿银座,没收银座官吏和铸币师的贪腐所得,并严厉打击从事货币兑换的两替商人;下令“禁止金银用于外贸,只能用棹铜”, 以遏制长期以来的金银币外流,而且还限制棹铜输出量;增铸“宽永通宝”铜钱,增加小额铜钱供应量,以压低铜钱(兑金、银)的市场价格。

▼图: 正德-享保金银币(正德年间4种,享保年间5种,共9种),与庆长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完全一致,且完全等值。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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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正德-享保复古改铸时,根据1714年《金、银改铸令》和1718年《金、银通用新令》确定的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关系(新币与旧币并不是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是根据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来确定兑换比率)。制图丨格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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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享保复古改铸”遵循着恢复高成色、高品质金银币基本原则,而恢复高品质意味着每一枚新铸币所需的金含量或银含量增加,这就必然使得新币的铸造量变少。正德-享保金银币的铸造量(金币铸造额857万两,银币铸造额33万贯),相比于元禄-宝永金银币的铸造量(金币铸造额约2578万两,银币铸造额145万贯)大幅减少,这使得货币流通量收缩,引发了物价急剧下跌,一度繁荣的商业活动也陷入停滞。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元禄-宝永年间的米价快速上涨,到正德-享保年间转向为快速下跌。图片来源:日本经济复活会官网AJ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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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幕府的政令落实不力,新旧币兑换的工作推行并不顺利,一些元禄-宝永旧币并没有在限期内兑换成新币,流通期限不断被延长,货币流通秩序比较混乱,而且,一些两替商人的仍趁机利用不同铸币的比价波动套利。

总体来说,“正德-享保复古改铸”是一场失败的货币改铸,虽然它恢复了金银币的高品质,维持了幕府铸币的信誉,但是却又引发了一系列更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货币流通量缩减,米价急剧下跌,直接导致幕府财政收入下滑和下级武士财务状况恶化(幕府以征收实物米为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而不是直接征收货币,另外,幕府及各藩主向下级武士发放的俸禄也是实物米,所以米价直接影响着幕府和武士的收入水平),这进而引发下级武士频繁暴动,社会动荡。

元文改铸

为了解决“正德-享保复古改铸”遗留下来的问题,1736年5月,幕府再度下令改铸货币,这次改铸处于元文年间(1736-1741,天皇年号),史称“元文改铸”。

元文改铸,汲取了以往改铸的经验教训,既没有像正德-享保改铸一样,恢复金银币的高成色、高品质,也没有像元禄-宝永改铸一样,大量铸造低成色的劣质币,这次“元文改铸”很好地调整了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将重量和成色控制在一个既不高也不低的水平,实现了物价的稳定和金银兑比的稳定。

“元文改铸”的主要内容有:一,回收以往各类旧币(其中以正德-享保金银币为主,庆长/元禄/宝永金银币在此前的改铸过程中,已大部分被回收重熔,或已退藏),改铸为新的“元文金银币” (见下图);二,制定各种新旧币的官方兑换比率(见下图);三,增铸“宽永通宝”铜钱,并于1739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铁钱(因铜材不足,所以铸造铁钱,铁钱与铜钱重量一样、等值流通)。

▼图:元文金银币。元文小判金的成色和重量,均比庆长/正德/享保的小判金要低,但比元禄小判金要高;元文一分金亦是如此。元文丁银的成色,比庆长/正德/享保丁银要低,但比宝永“永字”丁银要高,豆板银亦如此。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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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元文金银币与其他金银币的官方兑换关系(新币与旧币也是根据其成色高低和重量大小,来确定兑换比率的)。元禄-宝永金银币在1736年之前基本都已被回收重熔、退出流通了(除了宝永小判金/一分金之外),因而“元文改铸”时,主要是确定新币与庆长/正德/享保金银币、以及与宝永小判金/一分金之间的兑比。制图丨格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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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金银币开铸后,由于成色又降低了,铸造量明显上升(元文金币铸造额1743万两,元文银币铸造额52.5万贯),明显多余正德-享保金银币的铸造额,有效解决了货币流通不足的问题,米价回升(见上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

同时,由于元文金银币的重量和成色调整适中,且在新旧币兑换时,是按重量大小和成色高低来确定兑换比率的,而不是按法定价值来兑换的,所以,这次元文改铸实施过程中,新旧币的兑换工作比较顺利,新币铸行后,很顺利地就进入到流通中,金银铜三货兑比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元文改铸”后,仍有一些旧币(如庆长/正德/享保/宝永金银币)保留在流通中,它们和元文金银币按官方兑换比率并行流通使用,流通中的货币种类较为繁多,但货币流通秩序大体保持稳定,此后八十多年里,日本的货币体系稳定运行,未出现大的波动。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元文改铸”后,幕府于1765年和1772年分别开铸了两种计数银铸币——“明和五匁银”和“明和南镣二朱银” ,这两种银币和以往的丁银/豆板银不同,它们有固定的形制(小方块)和重量,是计数货币,可计数使用,无需称量。这打破了长期以来银铸币一直是称重使用的习惯,此后,计数银币,和丁银/豆板银一起并行流通。

▼图:明和五匁银,重5匁,币面上有“银五匁”字样,于1765年开铸,铸行后,因其法定价值定得过高(12枚当金1两),遭到了市场的抵制、流通受阻,一年后,幕府下令将其回收。明和南镣二朱银,重2匁7分,开铸于1772年,币面上有“以南镣八片换小判一两”字样,“南镣”意指最上品的银,“二朱”一词是后人定的名,源自于金币的货币单位“两、分、朱”(1两=4分=16朱),由于这种银币8枚可兑换金1两,所以称之为“二朱银”,即法定价值为“二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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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天保贬值改铸

进入19世纪后,德川幕府政权的统治进入晚期,幕藩体制下的传统财税制度和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幕府财政收支再度恶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幕府又重演了元禄-宝永时期的贬值大改铸,开启了“文政-天保大改铸”(文政1818-1829年,天保1830-1843年)。

文政-天保大改铸,和以往的改铸流程基本一样,回收旧币、重熔改铸为新币,具体改铸工作仍由金座、银座负责,民众可将旧币交给金座银座改铸为新币,也可向两替商人兑换新币。这次改铸的新旧币兑换,和此前“元禄-宝永大改铸”一样,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

在文政-天保大改铸实施期间,幕府共下令铸造了18种新铸币(见下图)。此外,幕府还增铸了“宽永通宝”铜钱和铁钱。

▼图:文政金银币。这9种新币中,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一朱金、南镣一朱银,均为首次开铸,其他五种为改铸(在以往旧币的基础上改造)。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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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天保金银币和“天保通宝”铜钱。这9种新币中,天保五两判金、二朱金、一分银、“天保通宝”铜钱,均为首次开铸,其他五种为在旧币基础上改铸。其中,“天保通宝”铜钱的法定价值为100文,所以其又被称为“百文铜钱”,是德川时代法定价值最大的铜钱。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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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文政-天保18种铸币中,除了丁银和豆板银继续称重使用外,其余的都按其法定价值流通,如:文政二分金(真文/草文)的法定价值为“2分”,天保五两判金的法定价值为“5两”,,天保一分银的法定价值为“1分”。

文政-天保大改铸,又是一次贬值大改铸,新币较旧币在法定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新旧币按法定面值等值兑换),重量和成色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或下降。我们以小判金为例,法定价值一直是“1两”,元文小判金重11克,成色65%;到文政小判金,重量依然11克,但成色降至56%;再到天保小判金,虽然成色未变,但重量降至11克。还有丁银也是如此,元文丁银、文政丁银、天保丁银的成色依此为:46%、36%、26%,逐渐下降、逐渐贬值。其他金银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贬值。

▼图:江户德川时代,各个时期改铸的小判金的重量及含金量(单位:克)。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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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户德川时代,各个时期改铸的丁银/豆板银成色(‰),如图中庆长银数值为800,即表含银量为800‰,即成色80%。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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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从文政-天保大改铸中,获取了丰厚的铸币税收益。据史料文献记载,文政改铸为幕府带来了550万(金)两的铸币税收益,天保改铸则带来了500万(金)两的收益,货币改铸成为幕府在文政-天保年间的重量财政来源,平均每年约占财政收入的30%。

同时,幕府将获取的丰厚铸币税收益,用于财政开支,投入到流通中,促使流通中货币量大幅增加,引发物价快速上涨,通胀严重(见上图:江户德川时代的米价(金两/石)1695-1858年)。

▼图:江户德川时代的货币流通量(单位:万两),银铸币和铜钱,均折算为金铸币的货币单位“两”,藩札是指地方各藩国发行的一种纸币。图片来源:sirakawa.b.la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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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通胀之外,文政-天保大改铸造成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铸币种类异常繁多,除了文政-天保的18种新币,以往的各种旧币,并没有完全退出流通(自庆长金银币以来,虽然多次用旧币改铸新币,但各国时期的旧币都没有被完全回收重熔,仍有一些保留在流通中,或被民间私藏起来了)。因而,在天保年间时,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已严重混乱。

自天保以后,德川三货制度,就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到1858年“幕末开国”后,在欧美列强的外来冲击之下,德川币制和德川政权一样,一步步临近崩溃。

幕末开国与最后的改铸

1853年,美国军舰抵达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埠通商;次年,美国军舰再次来到日本,并强迫日本与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紧接着1858年,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德川幕府长期以来的锁国政策被强行打破,史称“幕末开国”。继美国之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趁火打劫,纷纷与日本签订类似的不平等通商条约。

▼图:1854年2月美国军舰到达日本江户湾,并强行登陆,敲开了日本的国门。图片来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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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通商条约的签订,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开埠通商后,大量廉价的西方工业品涌入日本,直接冲击了日本传统的、封闭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模式(许多日本传统手工业相继倒闭破产,而日本农产品则大量被输出海外,作为西方工业国的工业原料),侵蚀着幕藩体制下的传统经济基础,加剧了社会动荡,加速了德川幕府政权的覆亡。

此外,“幕末开国”对日本的货币流通秩序也产生巨大冲击。首先,开埠通商后,日本的外贸规模开始急剧扩大,这为日本金银铸币的大量外流创造了条件。其次,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中,日本被迫同意外国货币可在日本流通使用,且可自由兑换为日本货币(按“同种同量”原则),日本货币也可输出至国外(除铜钱外),这直接导致了日本黄金大量外流。

“同种同量”原则,即两国货币(日本和美国)以同一材质(金或银)、相同重量进行等值兑换及流通,而不管其成色如何。比如:1枚日本的“天保一分银”(法定面值1分)重8.64克,成色99%,而1枚美国“Dollar银元”(法定面值1美元)重26.9克,成色89%。按“同种同量”原则,1枚美国“Dollar银元”的重量与3.11枚的“天保一分银”相同(8.64*3.11=26.9),所以二者等值;但很明显,日本银币的成色比美国银币成色要高,所以这种兑换原则,对日本是不利的。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日本国内官方的金银比价为1:5,而国外(英国伦敦)的金银比价为1:15,日本国内、国外巨大的金银比价差,再加上日本货币可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且可输出国外,这为投机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日本国内黄金大量外流。日本正式开埠通商(1859年6月)后,许多欧美商人在日本进行金银套利、牟取暴利,他们用外国银元币兑换成日本银币,然后再兑换成日本金币,最后再将日本金币运到伦敦卖掉。有学者据史料估计,日本正式开埠后仅八个月里,黄金外流就达三四十万两。

“同种同量”货币兑换原则下的不利立场,以及开埠后黄金的大量外流,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幕府在安政-万延年间(安政1854-1859,万延18602-1861年)再次开启了一次贬值大改铸,这也是德川时代的最后一次改铸。

“安政-万延”改铸的目的很明确,一,降低日本银铸币成色,以达到与外国银币相同的成色,真正实现平等地 “同种同量”兑换;二,降低日本金铸币的成色或重量(且降幅比银铸币更大),以扩大日本国内金银比价,使得与外国比价大致相当,从而阻止黄金外流。

在“安政-万延”改铸期间,幕府下令铸造的12种新铸币(如下图)。改铸流程仍和以往大致一样。这次改铸的新旧币兑换,也和此前的元禄-宝永改铸、文政-天保改铸一样,新币与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而不管新旧币的成色或重量差异如何。此外,幕府还增铸了“宽永通宝”铜钱和铁钱,也增铸了“天保通宝”百文铜钱。

▼图:安政-万延金银币。其中,安政小判金/一分金,和安政二朱银,因遭到欧美列强的强烈抵制,仅铸行三个月就被迫停铸。万延年间,改铸了五种新金币:万延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二分金/二朱金,均是整个德川时代含金量最少的、最低劣的金币(相同面值情况下)。图片来源: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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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货币史:德川三货制的变迁与终结

以上的12种新币(安政-万延金银币),较之前的旧币(文政-天保金银币),又有不同程度的成色降低或重量减少,而新旧币以法定面值等值兑换,所以这又是一次贬值改铸。安政-万延金银币是整个德川时代,最低劣(含金银量最少)的金银币,也是最后流通的金银币。

安政-万延金银币铸行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黄金外流(因新铸的万延金币的含金量大幅减少,致使日本国内金银比价扩大,缩小了国内外套利空间),也改变了日本在“同种同量”兑换原则下的不利局面。而且,大量低品质金银币的铸行,也再次给幕府带去了丰厚的铸币税收益。

但是,这次改铸也引发了严重的恶性通胀。由于新币的金(银)含量大幅减少,而货币铸造量则相应大幅增加,货币流通量急剧扩大,物价暴涨,原来就已混杂不堪的货币流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局面。

▼图:江户德川幕末年间的米价(银匁/石,左轴),以及小判金的含金量变化(右轴)。图片来源:koshiodatabank.com

日本货币史:德川三货制的变迁与终结

紧随恶性通胀而来的是农民起义和武装倒幕运动浪潮,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1868年1月,幕府军与倒幕军进行戊辰之战,幕府军节节败退,同年5月,江户德川幕府政权正式倒台,日本270多年的德川时代正式结束。

德川幕府政权覆亡的同时,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日本新政府建立。明治新政府为了整顿德川幕末遗留下来的极度混乱的货币流通秩序,于1871年颁布了《新货币条例》,以建立新政府下的新货币体系。

1871年《新货币条例》的颁布是日本货币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以此为界,德川三货制度正式终结,日本货币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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