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江户时期以前，武士阶级一直作为统治阶级管理着民众。到了江户时期，日本进入太平盛世，武士们在统治民众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文治相关问题。此外，一些战场上的武士在江户时期被分配到幕府的各个部门，新的任务需要武士们掌握新的技能。

因此，在江户时期们的武士虽然仍坚持“以武为本”的原则，但是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重文”的现象，一些同时习文的“新武士”群体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的武士不再唯武独尊，而是开始出现“文武两道”思想。本文将从时间顺序上的战国末期和江户幕府时期对日本江户时期的“文武两道”思想加以探析。

一、战国末期

在世界文明社会中，日本是一个晚进者。由于地理等因素，日本岛国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原始氏族社会的特点在日本表现得很明显。在中国唐朝时期，日本有许多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这些遣唐使回到日本之后，仿照中国唐朝的制度开始对日本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革”。这次改革之后，日本建立了文人政府，以文治国，这与日本长期以来的尚武传统发生了冲突。在这个时期，日本古典的尚武传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

然而，以文治国的制度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在尚武的日本土地上几乎是必然的。大化改革之后的平安年代维持了大约四个世纪。在平安时代的末期，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变化。庄园制度伴随着私人经济特征不断发展，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大地主和大贵族，他们的庄园势力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了朝廷权力减弱。

再加之地方社会的动乱不断，日本社会重新出现了大量的武士。这些武士凭借着武力，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力量。日本政权很快便落到了武士们的手中，日本重新又变成武家统治的社会。

对武士们来说，文人的优柔寡断的习气的受鄙视的，他们追求的是“弓马之道”，为主舍身献命是他们心中最高的道德典范。武士们经营着日本这个独特的武家社会，但随着政权的建立，社会的稳固，武家政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在太平盛世并不需要什么武力，反倒是政治统治需要许多文力，这使得许多武士开始意识到文道的重要性。“不知文道，武道终不得胜利”，这个时期不断有武士开始习文，“文武两道”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也开始萌芽。

二、江户幕府时期

在战国时期，武士们的政权大多依靠武力争夺而来，然而这样的战利品很快也会被武力争夺而去。因此，日本武士意识到，武力可以平乱世，但是无法安治世。武士们开始习文以维护自身的统治。

一些著名的武士家族在这个时期开始要求自己的子弟习文，认为武将应该兼备文道，并认为文武兼备是加强家族团结和内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战国时期的一些武士大家族的家训中，也开始“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的训诫。

德川幕府成立之后，德川家康以新的统治者资格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这个时期史称江户时期。在江户时期，社会体制仍然以武力作为基础，但是统治者同时也明白要治理国家必须要靠文道，因为只有文道可以统制民众思想。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并被日本统治者选中。日本儒学家开始将朱子学进行日本化，所提倡的伦理观、道德观都被统治者用来教育民众，提出以忠为本。从江户时期开始，儒学开始和日本传统武士道相结合。

江户时期的文武之道中有仁义之道一说，认为文武是实现仁义的工具，这种观念发源于中国，后被传入日本。在日本的文武之道与仁义之道的关系具有了更深层的内涵。这个时期的文武两道思想将文道分为文德和文艺，将武道分武德和武艺。

“文乃仁道之异名，武乃义道之异名。仁与义同为人性之一途，文武也同为一途，非分别也。”仁是文道的主宰，文道之中有本末即文德和文艺之分，文德即是仁，是文道的根本，文艺是指“礼乐书数”是文道的衍生。同样，义是武道的主宰，武道之中有本末即武德和武艺之分，武德即是义，是武道的根本，武艺是指“射御兵法”是武道的衍生。

因此，作为一名真正的武士“第一应力学根本之德，第二应习枝叶之艺，做到本末兼备，文武合一，这可以说是真实的文武，真实的儒者。 只学武道者，不是真正的武士：只学文道者，也不是真正的儒者。只有做到文武合一才是真正的武士、真正的儒者，这是近世武士阶级在接受中国儒学后所要求达到的理想境界。

日本的文武两道思想与中国的文武兼备相似，然而不同的是，日本的文武两道建立在武道为主的基础上，而中国的文武兼备建立在文道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形式是为重文轻武，与日本恰恰相反。而这样的社会风气，使得中国在抵御外敌时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的文武两道虽然以武为核心，但可以看出，日本的武士们仍然重视文道，甚至在进入近现代之后，重视文道的习惯依然没有减弱，这使得日本可以很快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再结合自身的武道传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因此，文武两道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统治行为上，更多地在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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