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大国日本也小偷横行?隐藏在日本社会中的黑暗面

今年8月9日-12日,东京国际展览馆举办一年两次的Comic Market (コミックマーケット),这是在东京举办的日本乃至全球最大型的同人杂志即卖会,简称Comiket,在这种没有一丝凉风,空气都好像凝固般的夏天,居然有74万人来这里逛漫画市场,而且竟然有新闻报道抓住一个45岁的中年扒手,趁人多拥挤偷钱包,被巡逻的便衣警察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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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久前,在附近的一家超市里看到这样一个警告:“扒窃是犯罪。无论金额大小都会报警。有时还要索赔处理案件所花费的时间的费用”。前两句的警告很常见,第三句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前都是让小偷付钱买下偷窃的商品,看来效果不大,为了遏制扒窃,要增加处罚的力度,打到小偷的痛处。不过,超市无权罚款,便以这种形式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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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电车里很少有小偷,有的人上下班在车里呼呼大睡,有的人把皮包放在头顶上的行李架上也能酣眠,有的人喝醉酒在车上睡得不省人事也不担心小偷。这的确是东京这座城市社会秩序良好的体现。

因为这种小偷一旦被抓住,有时要上电视新闻,而且是姓名、职业、年龄都公开报道,比如:NHK电视台就报道了警方破获的一个案件,逮捕了在东京山手线电车上用剪刀剪开醉汉口袋扒窃的罪犯,“小泽广行(41岁),住所和职业不详” ,8月11日在漫画市场抓住的小偷也是实名报道,据说此人名叫“河野敦(45岁),无职业”,这样报道的确有警示教育作用。

尽管如此,有些惯犯仍然恶性难改,据报道从2017年9月起短短的四个月里,在东京山手线上竟然发生了60多起扒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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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给世人的印象是鲜有鸡鸣狗盗的社会。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佩里舰队的汉文翻译——广东人罗森随舰队初到日本时,就在见闻录中这样写道:“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以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摘自《遐迩贯珍》连载《日本日记》)。

不仅是当年,现在初到日本的人也感觉治安比较好,日常生活中很少遇见小偷。超市外面停放的自行车筐里经常放着买好的蔬菜食品,并无人看管也不担心丢失。

难道日本真的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其实也不然,让我们先看看日语中关于小偷和盗窃的词汇吧。

比如说:盗み(偷窃)、窃盗(盗窃)、すり(扒手)、泥棒(小偷)、万引(小偷)、置引き(顺手牵羊)、空き巣(家中无人时的入室盗窃)、居空き(家中有人时的入室盗窃)、忍び込み(熟睡中的入室盗窃)、ぱくる(偷窃)、失敬(偷窃)、掠める(偷窃,掠夺)、くすねる(偷盗,骗取)、横取り(抢夺)、ひったくり(抢劫)、車上荒し(砸车盗窃)、ピッキング(撬锁)等等。这些词汇将偷窃的种类分得很细,很具体,词汇多,间接地说明历史上各种偷盗现象曾经很多,因为需要表述才产生了具体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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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曾长期生活在日本的法国讽刺漫画家毕戈(Georges Ferdinand Bigot)就曾用漫画记录了小偷的形象。两个警察抓住一个小偷,正在拉去警察署的路上,前面的警察手提一个包袱,那是小偷盗窃的脏品。这种头带围巾,背着包袱的形象至今在日本社会仍然是小偷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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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清末留日学生的日记中和当时的《读卖新闻》中也能读到小偷横行的场面,现金、银怀表、首饰,甚至皮鞋等都是小偷们作案的对象。因此,历史上东京并不是“无有鼠窃狗偷之弊”。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统计数据,据警察厅估算,2009年日本的零售店一年被盗窃的损失金额是4615亿日元,平均每天12亿日元。另据2013年《第九次全国零售业扒窃受害额实际调查》对550家店铺进行的问卷调查估算,扒窃受害次数为50,247次,受害额达837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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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务省公布的《犯罪白皮书》统计,2016年发现的扒窃案件为112,702件,立案检举的案件数为78,131件,由此可见,扒窃的案件之多,金额之巨大,出乎意料,这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印象截然相反。

日本的小偷主要集中在超市、便利店、书店和购物中心等,在超市偷各类食品,在书店偷漫画、DVD、写真集,在电器店偷电子游戏,在专卖店偷名牌商品,除了食品以外,其它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或者旧货店变卖。

除此之外便是令人费解的另类小偷,有人专偷女孩子的内裤;有的为寻找刺激,主要是高中学生;有的偷自行车,这种人最多,骑完就随手扔掉;还有的是盗窃强迫症(kleptomania),现在归类于精神病。

盗窃强迫症最典型的实例是日本前田径世锦赛女子马拉松选手,因在超市和便利店多次扒窃,被宇都宫地方法院足利支部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而且,更奇怪的是偶尔报道警察在店里扒窃被抓,令人不可思议。

今年7月13日,大阪箕面警察署地域科科长在便利店扒窃被发现,店长报警。虽然没有看到处理结果的报道,但是结果肯定行政处分,然后辞职,为一点小便宜失去公职,贪小便宜吃大亏,实在难以理解。

为什么日本的小偷集中在超市和购物中心等零售店呢?

因为现代的零售方式是以开架购物为主,展示量越大,销售额越多。同时,为了降低成本,超市尽量减少店员。玲琅满目的各色商品,再加上人数极少的店员,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的环境变成诱惑加机会,使人产生侥幸心理,于是有些老人和家庭主妇也开始顺手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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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零售店因为无法控制盗窃,导致经营长期亏损,最后只好关门大吉。大阪有一家鱼店,店老板憎恨小偷,抓住之后,宣布要么付1万日元罚款,要么在店门口公开照片,结果在店门口贴出了8张照片,上面标注着“我是小偷”,这种私刑曾经在网上引起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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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属于犯罪,日本的刑法第235条规定:“盗窃罪处以10年以下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实际上即使店里抓住小偷,交给警察,只要认错态度好,处罚一般很轻,结果小偷小摸的现象无法杜绝。

于是,店家只能自卫。比如:增设照明,提高店里的亮度;增加监控镜头,减少死角;增设电子防盗通道门;聘请保安公司的私服保安,监视可疑分子等。无疑这些都提高零售店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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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超市等店家无奈,要么做出在店门口贴出小偷照片示众的过激行为,要么贴出本文最初的那样的告示,索赔处理案件所花费时间的费用,提高罚款金额,这是最经济的对策,也是最无奈的对策。

日本是发达国家,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比较高,扒窃有时是学生寻求刺激的游戏,有时则是精神异常所致,但是,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则给我们展示了日本存在的社会问题,这部电影也因此受到好评,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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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聚集在一个屋檐下,相依为命,属于社会的底层(这一点否定了日本社会的中流意识),一家人游手好闲,靠骗取政府养老金作为生活来源,而且父亲教儿子,儿子教捡来的妹妹扒窃,这和日本社会展示的温文,谦恭,守规矩,路不拾遗的形象大相径庭,即使如此,这一家人在电影的结尾都未被塑造成“坏人”,他们的遭遇令人深思,他们是被社会遗忘的群体,这部电影让我们思考日本社会存在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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