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0年旅日华人眼中的真实的日本

东京很现代，很大，很美。只是它再大再美，也容不下我们的悲伤。

现在家的概念,实质上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虽然孩子们尚未成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我们如今已经很难轻易地再聚到一起了。这就是现实的日本。我们变成了独立的两代人，各忙各的，我们也只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日程了。

过去，在中国时看日本的电视剧，总觉得怪怪的，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都千载难逢的样子。那时，还想日本的电视剧是不是太夸张了？区区小事，在中国不是家常便饭吗?

身临其境后，才真实地体会到了这些。我们的两个孩子，白天要上课，晚上要打工，恨不能把一天当成两天用。日本人不敢随便请假，除非不想要这份工作了。来了之后，才知道日本的规章制度有多严，多刻薄。只要被雇用,就像被绑在了马车上,只要在马不死,在车不翻的情况下,你就别想脱身。马跑多快，你就得跟着跑多快，跑多远才行。

东京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有数不清的名迹古寺，名花异草，名楼名川。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则是，好称世界第一电子街的秋叶原。日本五花八门的现代电气令我们着迷。

孩子们感叹：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比在中国时自由多了!

我猜想：这大概是他们靠自己打工,挣了钱可以自由支配的原因。我偷笑这个小财迷,他不服,掏出帐本显摆。哇!在不知不觉中,他居然都成了百万元户啦。

我则喜欢逛东京的百货商店。优雅,舒适,花样繁多。特别是商店里的服务员,对前来的客人,几乎都是一对一的服务,简直就象对待国王,公主一样,把你服伺得舒舒服服。

这种体会,我们在中国时从来没有经历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买鞋的时侯,服务员无论是男是女,是年轻的还是老人,都会面带微笑,恭顺地蹲跪在你身边,耐心地一双双地服伺着你试穿,直到你满意为止。哪怕你试过无数双之后,也不满意而离开时,对方也一样地笑着对你说：“谢谢你了。你辛苦了。”

每到此时,我心底就会暗自地拿她们与国内操着傲人京腔的服务员相比,感觉是：一个是在享受,一个是在遭罪。

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我们看什麽都新鲜,看什麽都好奇,看什麽都想买。日本人的消费观是这样的,无论是被褥,服装,地毯，以及生活用品，大都是一年一换，年年用新的。相比之下，寒酸的我们，结婚时置办下的被褥，当年，一使就要用一辈子的。

初见日本人搬家的场景时，曾惊得我目瞪口呆。几乎全新的家电和家具，全部统统扔掉。门口就立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自由地挑选吧。谢谢!

我往往是，一边捡着的时侯，还要一边在心里头骂他们是败家子。

东京以它博大的胸怀，热情温柔地拥抱着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以它独特的方式，甜蜜地诱惑着对方，让你尽情地消费。尽情地享受！

我们也想入乡随俗，我们也想象日本人一样，不考虑将来和后路，成为眼下时髦的“月光族”。可是，我们心里无论如何摆脱不了苦日子打下的烙印。在每月仅有的十几万日元中，除去一部分必要的开支，余下的还要存放起来以备后用的。

我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抠门，还要自我安慰地解释为；我们不是匆匆的过客，我们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也许一直到死。没有钱，就会感到恐慌。东京再繁华再富有，我们也是个局外人。往往这样想着想着，就会变得烦躁起来。

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我们需要钱。

我们需要工作。

这时，我们已经在拓殖大学学习七个多月了。按规定,八个月毕业。尚未毕业,我们已经感到恐慌,感到压力,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正一步步地逼近我们。

这时候，区役所的担当也加快了频率,他们在不和我们打招呼的情况下，随时可以闯入我的家。这种作法,对于一向文明礼貌而扬名天下的日本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叫人无法接受。他们来过之后,总要给我们心里留下一种莫名的空落感。

“你们要尽快工作。你们要尽快自立。”区役所的富永,每次都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重复着这样的话：“你们能工作!要尽早自立!”

这些代表日本政府,板着面孔的人,他们的话一次次地刺激着我们，羞辱着我们。仿佛我们来到日本就是要来做寄生虫的。就象我们欠他多少似的。

仿佛当年把孤儿们扔在中国,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怎么接我们回来时的灿烂笑脸,倾刻之间就变成凶神恶煞了呢？

现在能到哪儿去讲尊严,讲自由啊。周围的人如狼似虎地盯着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尊严。那时侯，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弱者的尊严是不值钱的。失去尊严的痛苦是说不清的。有时这种痛苦既能转变成动力也能变成仇恨的。

为摆脱这种处境,我们开始沿街去找工作。先是一个餐厅接着一个餐厅地问,一个工厂连着一个工厂的打听。从洗碗工,到包装工,无论什麽,只要给钱,我们就想干。

碰到有修养有耐心的老板,还会耐心地听完我们的话。有时侯我们刚一张口,人家就从口音上判断出我们是外国人。忙不屑一顾地挥着手,象轰苍蝇那样,把我们给轰了出来。开始时，我还理直气壮：想让咱丟了尊严，向他摇尾乞怜，枉想！

我们不甘心,于是,改变了战术。专门往贴了招工牌子的大楼里摸,这次的主攻方向是清扫。心想，这活儿在中国都没人爱干。又脏又累的，如今只好低头认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清扫工作反而倒成了俏活儿，没人介绍想干这活儿，门儿都没有……

自尊心在一次次地重击下，我们痛苦的同时，也叫我们清醒地认清了自己在异国的地位。我和同伴彼此安慰着，说着宽心话。给尴尬，委屈的自己找着借口；不管对方用什麽眼神看我们，反正我们走出那个门也不认识他。总比受区役所那些人的气好受吧？……

那些日子，我把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抛在一边，象着了魔似的四处找工作，我们要挣钱，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我们希望跟普通日本人过一样的生活。

象碰运气一样，我们先后去过阳光大厦，都厅，工厂，百货大楼。结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要外国人。

有一次，我们已经跑的又饿又累时，听到这句话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谁是外国人？老子和你们一样是日本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和老子说这些!老子三个月就被扔到了国外，还没找你们算帐呢。知不知道!……”

一次次面试,一次次失败后,让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到,其实,我们还是外人,没人会从心里把我们当成同胞来看待的。

东京这座国际名城说的好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什么平等啊谦和啊,人性啊，人权哪，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变得荡然无存了。

从拓殖大学毕业后,我们真正地与世隔绝了。

环境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地改变了我们的性格。那一段日子，我的内心是：苦不堪言！

这年,当秋风扫落叶的时侯,我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这样悄悄地让位给了他的日本名字。一个陌生的没有温度的名字。

不要说别人,我都感到别扭陌生。在外办事儿的时侯，使用日本名字，确实很方便。然而回到家里我们还是喜欢过去的称呼，自然，亲妮。

那时侯，有很多很多的事儿，无能为力的我们，也只好这样来宽慰自己了。 我们和孩子们，虽然都生活在东京，我们之间所处的环境不同了，交流的时间也几乎没有了。再不能拿在中国时的那一套来要求孩子，来衡量这里的一切了。久而久之，我们和孩子之间，自然而然地也产生了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差异。

走进东京生活以后，我才慢慢地发现，一个好的工作，往往是瞬间能够促成的，也往往会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生存的不确定性，在快节奏的东京的今天，就如同一道深奥的解题一样，令我困惑不解，再不是当年我们在中国时那样简单，那样表象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