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对于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而言,繁华、时尚和现代似乎只是其中一个占比较小的印象,更多人还是会感喟日本社会所呈现出来的“软实力”。比如,公共交通系统。日本的公交系统似乎永远都不会迟到。很多年前流传一条新闻,说一辆日本公交因为比预计时间晚点1分钟,却遭到市民的投诉,公交公司也被开出来一个“巨额的罚单”。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日本公交站,运行时间精确排列

其实,确保日本社会安全有效运行的不仅是它发达的科技,还有一种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文化基因”,我们可将其称为“准时文化”。准时诠释着一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准时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秩序标准。当然,准时文化背后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民族认同。

无论如何,日本公交为什么总是那么准时,这首先是一个很能引起大众好奇心的话题。

不迟到,就是不迟到

为了做到准时,日本有一套“自成一派”的公交车通行系统。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的公交车的“地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权,私家车更是要在行驶中让行公交车。道理也很简单,公共交通服务的对象更为普遍,事关公共福祉。

日本政府及公民在意识上对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视,驱使日本公交车系统升级为传说中酷炫的“黑科技”。令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的公交系统已嵌入了类似我们国内口口声声提及的“人工智能”,可以说是颇具互联网思维了。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极具智能化的日本公交车

日本的每一辆公交车都配有一个神秘的“智能联网装置”,智能网络会根据车辆在具体行驶中的情况,向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发送出无线信号。如果一辆公交车比预计的时间迟了,它就会替代交警的特权,来“任性地”延长绿灯通行时间并缩短红灯等待的时限。如此说来,公交车就像是一辆行驶在富士山前的“新干线”,畅通无阻地穿梭于都市的钢筋水泥之中。

除了“黑科技”的网络系统,高效的专用公交车道也成为保障公交“分毫不差”的妙方。早在1995年,北海道札幌市就首次使用公交专用道系统,现在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这一制度。该系统的落实更是“加分”,公交司机只要在专用道上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开车,他就像是交通系统中的“国王”,享有行驶上首要的优先权。私家车、红绿灯都是他乖戾的“臣民”,为其安全且快捷地运行全力配合,保驾护航。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为确保公交车不晚点,日本司机被赋予很大特权

有科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加持之外,软性的国民素质也成全了公交准时准点的必备法宝。日本公交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

日本是一个汽车早已普及的发达国家,很多市民并不以开宝马、宾利等“霸王车”为荣。在他们看来,乘坐公交系统是一件既环保又经济的事情,私家车一般只在去偏远地带度假时使用。如此,公交的准时准点就成为全民共同关心的话题,若是哪个公交胆敢迟到,定会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2014年日本私家车保有量数据,东京、大阪已出现“少车化”趋势

少了私家车“穷显摆”所造成的路况停滞,“顺从地遵守”交通规则,才是可以“炫耀”的资本。即使在路况很差的窄路上,日本人也很少会抢道、“加塞儿”,这便极大地保障了公交车的顺利通行。在良好系统的框架之下,司机也可摇身一变,成为维护交通秩序的“守护者”。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图1:日本汽车销售量数据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图2:中国汽车销售量数据

日本逐年减少的购车需求,使公交系统在人们的出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上图所示,在日本汽车销量(图1)和中国汽车销量(图2)的对比数据中,拿2016年作为比照年份参考,日本汽车销量仅刚达497万俩,而中国同等数据竟高达2803万。私家车少了,交通拥堵的可能性就会相应下降,路况良好便会助公交车通畅运行以一臂之力。

即使在交通拥堵的时段,公交司机一方面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掌控路况,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对车内的乘客实施“温馨的提示”。哪些路段需要耗时多久、哪些车站需要停留几何等节省时间的贴士,不仅让乘客享受着犹如上帝般的细致照料,还客观上促使公交车的行驶更为便捷、更为高效。

耻感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弥漫在日本国度上空的“准时文化”,不仅在公共交通系统盛行开来,而且还扩散在服务行业、职场、商界、学界等各个领域、各大场所之中。人们会当然地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喜欢遵守规则,不能容忍迟到,这是它的文化。但是深挖掘一番,这种“准时文化”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文化景观呢?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东西方所流行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即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有关这两种文化最为直接的区别便是,罪感文化之“罪”依据的是个人自省,而耻感文化之“耻”则来源于外力批判。他认为日本就是属于典型的“耻感文化”的国度。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菊与刀,象征日本文化的“硬”与“软”

日本的成功,莫不是来源于外部所施加的“耻辱”,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二战后的崛起,都是源于一场场战争博弈过后的失意。失意导致耻辱,耻辱成就奋起。“落后就要挨打”的古训在日本同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日本社会中蔓延的“准时文化”,不仅是日本步入现代化接轨发达国家的“标配”,还是原生型文化的一种基因激活和身份再塑。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公交司机不够准时就如同一个职场职员不够积极一般,会被视作不遵守规则、破坏秩序的“始作俑者”,更会遭受来自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外力批判。舆论的压力、社会的惩罚、人情世故的遗弃,都最终会让不守规则的人承担名利双输的惨痛代价。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日本新干线经过富士山

和日本相比,其他沉浸在“耻感文化”的国家或地区,似乎对“耻”的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和透彻。同样发生了一件负面事件,在日本算是奇耻大辱,在他人看来却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置身在“耻感文化”包围的人们,是如何感觉到外力所施加的“文化压力”的?

日式集体主义

“耻感文化”要发生效力,固然有很多条件。比如,日本的地理条件较为狭小,人们居住地较为集中,所以一有雷霆风雨,便呈风吹草动之势。比如,日本的近代历史也让这个国家时常怀有忧患意识,总想通过外来各种力量的认可和支撑,来获取社会的安稳。但是我认为,耻感文化真正发生效力的条件,缺少不了日本“集体主义式”的认同文化。

在西方学者的眼里,集体运作的原始逻辑,并不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而是另外的一种“搭便车”的消极的文化心理。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消极地”做一个搭便车者。简而言之便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个人的精打细算造成了集体的“疯狂”。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日本街头人头攒动,秩序井然

按照这个理论,日本准时文化所依托的“集体认同”,很难发挥它的学术效用,难以派上用场。但是,西方学者似乎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向度,即日本社会中的人,并非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理性人”。

从政治文化来说,天皇制下的“君”与“国”较为清晰地分离,日本人既有自身民族的认同心理,也有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土壤。“理性人”这一基于工业文明的代名词,在某些文化场中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从民族文化来说,日本人所奉行的“理性”,更侧重于集体主义的理性,即只有集体安全、集体优化,个人才可以分得一杯羹。

“感性人”

日本“集体主义式认同”的前提在于集体,其次才是个人。其实这种极具特色的认同观念,更是来源于东方文明,只是日本将深挖细掘,并发扬光大。

既然集体的顺序优于个人,既然集体的压力可以影响个人生活,那么,因为个人“理性”而导致集体“疯狂”的错误,就不能被原谅,甚至还会遭受来自绝对的集体认同的严苛审判。回到公交系统的准时文化上,公共系统健康运行,个人自然会从中获取社会福利。对集体绝对的信任和遵从,使得公共系统不敢怠慢,使得公交司机享有特权,民众当然也因不迟到,而不必受老板克扣工资。

从日本公交系统看“准时文化”

对于日本这一东方文明国家而言,“理性”的顺序是和西方认知体系倒置过来的,即先要有集体理性,尚可谈个人理性。如果说个人理智导致集体非理智的话,那么倒过来,集体理性实可确保个人的“福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日本个体的文化心理似乎又是感性的,因为只有个人自觉地抛掉他们的“理智”,才能换来对集体的信任,才能成全社会秩序朝着更为健康有序的方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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